孔子谈“诗”说“文”及践行

  孔子谈“诗”说“文”及践行  孔子主要是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教育家,记载反映其思想成果和人生风仪的《论语》,不过是他和弟子日常言行的对话记录。这部对中华文化浩

  孔子谈“诗”说“文”及践行

  孔子主要是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教育家,记载反映其思想成果和人生风仪的《论语》,不过是他和弟子日常言行的对话记录。这部对中华文化浩瀚长河起到挖掘河床、疏浚河道作用的早期元典,虽然并非文学类著述,但它于不经意间谈“诗”说“文”的布局落子,却如经天日月,不仅强光聚焦文学源头《诗经》,让我们领略中华文学开场大戏的精妙绝伦,而且从遥远高台为中国文学巨大山脉的延伸和拓展,勾勒出基本走向的路线图和绵延起伏的天际线。

  谈“诗”

  孔子谈“诗”的话,《论语》中载录颇多,并非泛指文学体裁意义上的诗歌,而是特指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》或曰《诗三百》,即后人所说的《诗经》。简略说来,似可分两大类。

  一是谈论《诗》的思想内容。如“《诗》三百,一言以蔽之,思无邪”(《为政》);“放郑声,远佞人。郑声淫,佞人殆”(《卫灵公》)等。孔子既从总体上肯定《诗》具有思想纯正,有助道德教化的特点,又批评郑声淫猥,易引发小人邪念的现象,这就从一正一反两个方面为诗歌应有之思想内涵划出边界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说孔子删定《诗经》“取可施于礼义者”,正与“思无邪”要旨相吻合。他称赞“《关雎》乐而不淫,哀而不伤”(《八佾》),同时表示“恶紫之夺朱也,恶郑声之乱雅乐也,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”(《阳货》),背后也是“思无邪”观念的支撑。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解释:孔子所以将“思无邪”作为对《诗经》的总论性评价,“论功颂德,止僻防邪,大抵皆归于正,于此一句可以当之也”。

  二是谈论《诗》的社会作用。如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?《诗》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;迩之事父,远之事君;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(《阳货》);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(《季氏》)等。这里,孔子强调学诗的重要,认为诗不仅可以启发想象力、扩大观察面、提升合群性、掌握表达怨刺的方法,而且近可以用其中的道理侍奉父母,远可以为事奉君主治国理政服务,并可以从中认识和了解诸多鸟兽草木以拓展知识面。他之所以说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,除了当时政治外交及礼仪交往活动等,常借《诗经》中的诗句来表达意图和传递情感外,还在于学诗能够启发人的类比联想,感悟新知。

  子贡曰: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”子曰:“可也;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

  子贡曰:“《诗》云‘如切如磋,如琢如磨’,其斯之谓与?”子曰:“赐也,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,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(《学而》)

  子夏问曰:“‘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?”子曰:“绘事后素”。

  曰:“礼后乎”。子曰:“起予者商也!始可与言《诗》也。”(《八佾》)

  孔子与弟子这两段“始可与言《诗》”的著名对话,一方面说明学习要善于由此及彼,举一反三,另一方面也表明诗歌具有引譬援类,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”的特性。恰如《文心雕龙·比兴》所言:“《诗》文弘奥,包韫六义”,“比则畜愤以斥言,兴则环譬以记讽”。

  《论语》谈“诗”,还涉及《诗经》的品类、具体诗篇的评价等诸多层面,但最核心、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上述论题。孔子探讨这些问题而发表的意见,深入中国文学骨髓并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。后世议论很多的“文以载道”、“文以明道”及“诗教”说等等,都是站在自己时代的峰峦或土丘,对孔子登高一呼的山鸣谷应,尽管其中不乏异样杂音。

  说“文”

  “文”在《论语》中使用频繁,蕴有多义:既有指文献及文献上知识者,如“行有余力,则以学文”(《学而》)、“文,莫吾犹人也”(《述而》);又有作动词用指文饰者,如“文之以礼乐”(《宪问》)、“小人之过必也文”(《子张》);还有指礼仪文采者,如“郁郁乎文哉”(《八佾》)、“质胜文则野,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(《雍也》)等等。严格说,孔子所说之“文”,与今日所谈“文学”远非一事,但其涉及文与质关系的论述,对中国文学及文论浸润至深。

  孔子提出的文质关系,本是就君子礼仪修身而言,认为质朴多于文采未免粗野,文采多于质朴又未免虚饰,文采与质朴配合恰当,才堪称君子。曹丕《与吴质书》:“而伟长独怀文抱质,怡淡寡欲,有箕山之志,可谓彬彬君子者矣”,就是以孔子见解评骘人物修养的好例。这一观点被引入文学理论,指积极的思想内容与精彩的艺术形式和谐统一,在中国历代文论中一直占据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。

  文与质在理论上可以分开考察,但实际上两者水乳交融,无法离析。质(内容)必然存在于文(形式)之中,文(形式)也必须依赖于一定质(内容)而存在,无质之文或无文之质均无处寻觅。《论语·颜渊》云:

  棘子成曰:“君子质而已矣,何以文为?”子贡曰:“惜乎,夫子之说君子也!驷不及舌。文犹质也,质犹文也。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。”

  子贡说:“文犹质也,质犹文也”,正是申述文与质难以分开,犹如虎豹与犬羊之皮,除去各自的毛发色彩及花纹就难以辨其异同。这段仍是关于君子修养的讨论,如越墙之花枝,引起文论大家刘勰的惊赞,其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云:“夫水性虚而沦漪结,木体实而花萼振,文附质也;虎豹无文,则鞟同犬羊;犀兕有皮,而色资丹漆,质待文也。”

  孔子说“文”,还有一句名言不应遗珠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载:“仲尼曰:《志》有之:‘言以足志,文以足言。’不言,谁知其志?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。”孔子强调:言语表达情志,文采修饰语言;辞语没有文采,就无法流布四方。读先秦诸子著作,突出印象是均十分注重文采,讲究遣词造句。有些人如庄子,虽然口头说不要“文章”和“采色”(如他在《骈拇》篇说:“是故骈于明者,乱五色,淫文章,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?而离朱是也),其实口是心非,或曰文过饰非,他的文章孜孜于文采,可谓证据确凿,即便施展“濠梁之辩”才华,也难以驳倒铁一般的事实。

  践行

  孔子是个言行一致的人,他不仅注重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(《子路》),而且强调“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”(《里仁》)、“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”(《宪问》)。《论语》虽非孔子亲笔著述,但从弟子记载其话语中,仍能明显感到他是落实自己重视文采主张的力行者。《文心雕龙·征圣》称赞他说:“夫子风采,溢于格言”,“精理为文,秀气成采”,“然则圣人之雅丽,固衔华而佩实者也”。翻检《论语》,“衔华而佩实”的嘉言星罗棋布,足证其言不虚。

  比喻作为文学的常用修辞法,孔子一出手就技惊四方。“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”(《为政》),以“北辰”比“为政以德”的统治者,以“众星”比诸侯国和大夫,譬喻形象而意蕴丰赡。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”(《子罕》)、“岁寒,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(《子罕》),前者由感慨河水川流不息而提醒珍惜宝贵时光,后者以松柏后凋景象喻人要经得起严酷环境考验,言简意赅而启人深思。“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;知者动,仁者静;知者乐,仁者寿”(《雍也》)。孔子由水的川流灵动,想到智者敏锐聪慧,由山的沉稳安静,想到仁者厚重不迁,设喻奇妙,表意隽永,且气象博大。

  孔子擅于比喻,也妙于夸张。“朝闻道,夕可死也”(《里仁》),不这样夸饰,怎能凸显他把“闻道”看得比性命还重要!“子在齐闻《韶》,三月不知肉味”(《述而》),这是以婉曲夸张法,将他在齐国痴迷韶乐而难以自拔的情景,传达得惟妙惟肖而意蕴悠长。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(《述而》),此处的“浮云”,既是比喻又是夸张,把他作为百世圣哲“谋道不谋食”、“忧道不忧贫”的高尚情操和洒脱情怀,刻画得栩栩如生又感人至深。

  孔子还长于对偶。如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(《里仁》)、“君子泰而不骄,小人骄而不泰”(《子路》)、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(《雍也》)、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”(《为政》)等。这里的第三句已不是简单的比较对偶,而是对偶的层递格;第四句从“民免而无耻”到“有耻且格”,既是对偶的层递格,又在整体内涵上构成错综格,其修辞手法的娴熟和高妙,令人叹服。

  相对于上述显在的文学表现,我更欣赏《论语》处处隐含或曰内蕴的文学意味。请看似乎平淡无奇的开篇第一章:

  子曰: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?有朋自远方来,不亦乐乎?人不知而不愠,不亦君子乎?”(《学而》)

  且不说将此段分行排列,颇有诗的形式和意韵,就看三句话皆以亲切的反问语气出之,即为有意无意地运用文学笔法,活画出孔子作为师长对弟子循循善诱的情状。此段首言不仅要勤学更要经常练习,强调知行合一之道;次言欢迎各位远来学习,表达孔子善待弟子及朋友的处世之道;再言弟子初次相聚不因互不了解而闹矛盾,申述大家反求诸己,和睦相处的君子之道。这段话音调委婉动听,意蕴淳厚绵长,大有“始正而未奇,内明而外润,使玩之者无穷,味之者不厌”(《文心雕龙·隐秀》)的神采。这三句话并非彼此独立的教诲,而是气脉相互连贯的意群,是孔子在杏坛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或曰开场白,故被弟子置放卷首。不知方家以为然否?

  (作者:钱念孙,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、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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